上個世紀70年代的楊勳身兼多重角色，他是廣東惠州下鄉知識青年，資本家的兒子，黑五類分子，當時高壓下的政治氣氛令他窒息。儘管只有20歲，但這並不妨礙他對苦難和人生的理解：一個野心勃勃的男人，應該對於自己的生活充滿信心，相信生命的價值，賦予它意義。他有著這個年齡段的人少有的成熟和老練，確信人生的意義在於改變現實。而當時他的人生現實卻無從改變，在絕望之中，他決定冒著牢獄之災偷渡到香港，他的決心和定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的出走之事，父親居然一無所知。他帶著乾糧，在荒郊野外露宿，為了避免被發現，他只在夜間行走。
一周當作九天用
1972年，內地正因為「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瘋狂和癱瘓，楊勳偷渡來到香港。那時候，香港的第一條海底隧道剛剛建成，把九龍與港島連在一起，電影、電視、實驗劇場、音樂會和印刷業、新聞業蓬勃興起，香港成為一個文化避風塘。與此同時，紡織業和製衣業也成為香港最興盛的產業。作為一名內地逃難者，楊勳做起了熨衣工，與15名製衣工蝸居在一間40平方米的籠屋裡。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即使在香港，生存環境竟然會如此惡劣。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分別於上午、下午、晚上輾轉於三家製衣廠，過著近乎與世隔絕的生活。作為一名來自內地的年輕冒險者，楊勳試圖在香港實現那些自己在內地想獲得卻未獲得的一切。
在經歷最初兩年玩命式的流動工作之後，楊勳由於掌握了精湛的製衣技術而備受製衣廠老闆青睞，也因此有了一筆來之不易的積蓄。他並沒有像大多數來香港淘金的人一樣，把這筆錢用來買房、娶妻、生子。1974年，他決定開辦自己的製衣廠，別出心裁地為自己的製衣廠取名為「旭日」，意思是「將一周當作九天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