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1949一1950）：這兩年是共和國迎來曙光後的起點。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戶籍檔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國」。張建國，在北京鐵路局工作；吳建國，在南湖渠磚廠工作；另一位張建國在中國科學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慶華。
抗美援朝時期（1951一1953）：這時叫衛國、援朝、抗美的頗多，如宋衛國、方衛平、鄧援朝、姚抗美等。
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這段時期正值共和國集中精力建設祖國時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設、建強之類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設、李互助、張建強等。
大躍進年代（1958一1959）：體現時代特色的如衛星、躍進、躍華、超英遍佈市廛。像孟躍進、潘勝天、戴紅花、王超英、方衛星等。
三年困難時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圖強等名，抒發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
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澤東同志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全國掀起學雷鋒熱潮，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這時高學雷、艾敬鋒，是為學雷鋒的顯現；錢志農、董加耕，則為返農潮的再現了。
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一1976）：乒乓球名將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議他改名，他婉言拒絕了，他認為，「文革」之名，畢竟是一種特殊年代的印記，一種歷史運動的鏡像，於是馬文革這個名字因而得以保留。
在「文革」期間以某種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勝數。據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統計，取名用「紅」字的頻度建國後越來越高，從建國初的0.136%猛增到「文革」期間的2.151％。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個字，後來一起更名為林東、林方、林紅，三個名聯起來即為「東方紅」。還有一個姓鄭的女孩，原名叫鄭秀英。全國學解放軍時，她改名為鄭學軍；後來進了工廠，又易名鄭繼紅。有人嘲諷她的不斷改名，說：「將來她結了婚還得改—改，那時就改成鄭何氏（正合適）」。
「文革」期間，體現時代特色的名字還有董要武、鄭紅衛、於立新、徐衛東、齊造反等，舉不勝舉。
新時期十年（1977一1987）：這是改革開放的十年，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思想解放，人的名字於是也呈形形色色、五彩繽紛之態。什麼倩、晶、媛、穎、蕾等之類的美名、雅名群起而來，各種單名應接不暇，男女間的中性名字也大有市場，帶洋味的名字如安娜、安妮、麗莎之類的又重新抬起了頭。
當代（1987年至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化層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大講藝術化、寓意化，俗氣的如花、福、財之類的名字已被普遍揚棄，政治化和具有時代特點的名字也呈遞減趨向。我有一個侄子，出生在當代，父母為其取名頗費腦子，後來遍查文籍，才取了個合適的名字：錢坤。一示有文化，二者為乾坤之諧音，頗有男子漢大丈夫托乾坤於身的氣派。
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全面貫徹實施，往往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子女，人們在為其取名時不得不慎而又慎，力避與人雷同，於是各種生僻字眼又抬起頭來，據說，不少老師常為拗口的名字大傷腦筋。
祟洋媚外之風在這時期又升級，各種帶洋味的名字很令擁有者身價高出許多。目前，許多在校大學生都有洋名，不少人身兼二名，一個是對外的洋名，一個是對內的漢名，「在國外我叫喬治張，在國內我叫張喬治」，張公子的靈魂又在某些人的名字上得以寄生了。
姓名群體的社會烙印以扇面的形式載下了社會變遷的流行曲，而個體姓名的社會烙印則是以其生動引人的故事記述個人在社會變遷中的行為和思想軌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