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古巴農業部在哈瓦那舉行隆重儀式，將一種中國黃瓜命名為「徐貽聰黃瓜」，以表彰我對推動其農業發展及促進古中友誼所作的貢獻。這在我出使古巴的經歷中留下了一段佳話。
古巴政府用我的名字命名黃瓜，並非因為我培植或發現了什麼新的黃瓜品種，而完全是體現對中國友好的舉動。
我1993年9月12日出任我國駐古巴大使職務，直至1995年12月8日陪同菲德爾·卡斯特羅主席結束其首次訪華，歷時兩年三個月。其間，我同菲德爾·卡斯特羅主席、勞爾·卡斯特羅副主席等許多古巴領導人來往甚多，關係密切。他們多次應邀到我們使館做客，既品嚐中國飯菜，也就雙邊和國際問題交換看法。當然，他們也經堂邀請我去他們那裡，有時在政府所在地革命宮，有時在接待外國政要的「小湖區賓館」，同樣都是為了熟悉對方國家的近況。我被他們視為可以信賴的朋友。
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勞爾·卡斯特羅副主席帶領一批軍隊領導人再次應邀到使館做客。就餐前，我陪他們在使館的院裡散步，信步走到館員種菜的一角。我們使館位於哈瓦那市的一個重要街區，佔地約一萬平方米。館內除幾棟樓房和一塊5000平方米的草坪外，還有點閒散地塊被館員開墾種上蔬菜，品種還很多。在菜地旁，勞爾·卡斯特羅看到架子上結有細長的黃瓜，是古巴沒有的品種，問我那是什麼植物。我告訴他那是來自中國的一種黃瓜，館員們種著調劑生活用的。他們聽後產生了興趣，問可不可以嘗嘗。我告訴他不僅可以品嚐，而且館員們會對他能品嚐他們種的蔬菜而感到非常高興。他走近去摘了一條，用手抹了抹就咬，邊吃邊說從未嘗過這麼美味的黃瓜。他問我，是否能讓同行的其他幾位將軍也見識見識。我上前把大體上能吃的黃瓜都摘了下來，但仍然不夠每人一條，只得掰成幾段分給了他們。大家也都說從未吃過味道這麼好的黃瓜。勞爾·卡斯特羅開玩笑地對華裔將軍、國家物資儲備局長、古中友協會長邵黃（出生在古巴，本名莫伊塞斯，父姓邵，母姓黃，故按當地習俗取姓『邵黃』。上世紀50年代參加過游擊戰爭，任司令部的供需官，勝利後曾擔任過勞爾·卡斯特羅辦公室主任）說：你在古巴生活五十多年了，怎麼從未跟我們說過中國有這麼好的黃瓜。大家聽了哈哈大笑。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邵黃將軍和我都對勞爾·卡斯特羅的話若有所思。
1994年8月我和我的夫人徐麗麗回國述職並休假時，買了幾種蔬菜種子帶去古巴，也包括黃瓜種子，因為那裡的蔬菜品種甚少，當地產的又短又粗的黃瓜大家很不愛吃。晚上我把此事告訴了徐麗麗，她說還剩有一些這種黃瓜種子，建議我考慮要不要送給邵黃。第二天，我把剩下的黃瓜種子找了出來，打電話問邵黃是否需要。他在電話裡大笑起來，說我一下子就治好了他的失眠症，因為昨晚一直在想著黃瓜的事情而未睡著覺。
邵黃的辦公室離我們使館不遠，開車大約五分鐘即可到達。由於工作的關係，可能還因為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又屬同庚，脾氣也很相投，所以我們的交誼甚厚，來往非常密切。他給我的信箋往往只書「兄弟」。我經常到他的辦公室去，他也經常到我們使館來，相互走動不拘形式。我與卡斯特羅兄弟的許多交往都是他幫助安排的。我記得，他的辦公樓前有一塊約五百平方米的菜地，是既當試驗田又作為局機關工作人員蔬菜供應點的幾塊土地之一。有時候，他還派人將生產的菜給我們使館送去，讓館員改善生活。因此，我有機會看過他的所有菜地。如何種好蔬菜，往往也是他和我交談的話題之一。那天，我們約定，當天晚些時候在他的辦公室見面，我給他送去黃瓜種子，順便告訴他怎麼種。到他的辦公室時，不僅他，還有他的好幾位助手在等著我。我把種子交給了邵黃將軍。他們向我詳細地詢問了這種黃瓜的特性以及種植中應注意的問題等。我是有備而去，基本上滿足了他們的要求。
古巴是個熱帶國家，除一、二月份稍微涼爽點，大部分時間很炎熱。最熱的時候是八、九月份，熱得連蔬菜都不長。所以，邵黃的菜地都用黑尼龍線網罩住，以減少陽光的照射，有利蔬菜的生長。在類似的氣候下，隨時均可下種，也隨時都可收穫。未過多久，邵黃就告訴我，黃瓜苗出來了。其後，他又不斷地打來電話，告訴我黃瓜每個階段的生長情況，談及他的喜悅心情。由於此事直接與我有關，所以我也理所當然地對這些種子特別關注，並對它的順利發育和茁壯成長感到由衷的高興。但我絕對沒有想到，這種黃瓜會在古巴傳播得那麼快，古巴人會那麼重視它。
1995年4月的一天上午，邵黃直接給我打電話，問我第三天的上午能否到他辦公室去一趟。我翻了翻日程表，看那天沒什麼重要的活動，就答應他可以去，也沒有問要我去幹什麼。是日，我按約定的時間到了國家物資儲備局，只見樓前聚集有好幾百人。這令我感到驚奇和納悶。邵黃在大門口等著我，沒有像往常那樣領我去他的辦公室，也沒有回答我為什麼有那麼多人的問題，而是帶著我直接走向主席台，並將在那裡的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農業部長霍爾丹及該部的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