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單位有兩個叫王建新的，一男一女。為了區分這兩個王建新，人們只能說男王建新、女王建新，不然就混了。平時叫錯名還是小事，如果在信用卡、存折中出現重名，那就容易出大事了。還有公證、法律文書之類的事，要是有重名的，帶來的問題也不是小事。
曾有個在銀行工作的朋友，她因為計算機出了點兒問題，少給儲戶一萬塊錢的利息，她找不到這個人，就來求我這個警察幫忙。我一查她要找的人，發現重名的有幾十個，分不清哪個是她要找的人。最後只能根據住址的遠近來一個一個地登門核對，雖然最後找到了那位錯款的儲戶，可真是費了不少勁。如果那人叫的名字沒有重名的，找起來可就容易多了。
北京晚報曾經報道過這麼一件事，有位叫張冬梅的老人因為重名的問題受了不白之冤。這天某郵政儲蓄所的兩個營業員來到張冬梅老人家敲門，說是來向她要多付的利息。張老人說沒這回事，她一個人在家不敢給陌生人開門。兩個營業員就在樓道裡大聲喧嘩，並不斷敲門，按門鈴。說她老伴兒在儲蓄所轉存錢，儲蓄所多付了五千元利息，她不開門就不走。雙方糾纏了好長時間，直到老人報了警。後來儲蓄所才查出來，他們找錯人了，多收利息的是另一個叫張冬梅的老人。受了冤屈的張冬梅老人血壓上升，心臟病復發。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剛到公安局工作的時候，有一次我們處接到一封台灣來的尋親信，信上說他是國民黨的空軍飛行員，1949年去了台灣，幾十年沒和大陸的母親聯繫了，托人來找過他的母親，可他以前的家早被高樓大廈所取代了，沒處找去。他想求我們幫助查找他的母親。他說他母親n一王淑珍，民警一查這王淑珍，北京有一萬多個，上哪找去?一個一個地上門核對，得核對十年二十年的。民警只好照他信中說的地址去找，可這地址是建國前的，現在根本就沒那條街了。如果他的母親的名字沒有重名的，不出三分鐘就能查到她的住址。可這上萬個王淑珍，實在讓民警為難。幸好在訪問居委會的老人時，一個老主任提供，在拆遷這片平房時，有位老太太抱著樹不走，推土機來了都不動，說是她兒子離家幾十年了，她怕他兒子回來的時候找不到家。民警估計這個老太太等的就是那位台灣的兒子，就頂著這個線索找到了老太太。老太太見到他兒子的來信，哭著就給民警下跪，說要不是遇到熱心的警察，她這輩子就見不到她的兒子了。其實王淑珍這名字重名的太多，要不是民警運氣好，她還真見不到兒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