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允斌回到祖國，但只在中南海的家裡住了幾天／偏偏三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墜入愛河／關於劉少奇家的財政吃緊，是進了毛澤東語錄的
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上世紀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後，被送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學習過一段。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後，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裡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後，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若、劉愛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後，他們都是每年在假期裡，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
劉少奇和何葆珍的這三個兒女，都有一段到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三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莫言花重舟將沒，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墜入愛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層政治的制約，是作為一國政黨領袖的子女娘胎裡帶來的特殊染色體。這種染色體，給他們的私生活帶來的影響，往往是負面的。特別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受到強化的歲月，柔性的情感，與堅實的政治碰撞時，受損傷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著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後裔。因為這些國度的共產黨，都處在與當政者對峙的狀態，黨的領袖們生活動盪，性命堪虞，更無法撫養照顧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這裡，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並獻上自己初開的情竇。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青年人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然而「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裡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唯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裡，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筆者在此援引羅點點的敘述，是因為她文字的簡捷；但筆者不太贊同「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的說法。對父輩的理想是排斥還是接受，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權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著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托於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從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於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蘇關係始終隱藏著難料、變異的因數。他的跨國情感歷程，從一開始就籠罩著悲劇的氤氳。
關於劉允斌的婚姻悲劇，同為中南海裡孩子的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有一個簡要的概述，他曾於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他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我在蘇聯學習時，爸爸多次寫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而我自己也發奮讀書，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識學到手。後來，我的年紀越來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馬上回國，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長時間的蘇聯姑娘結了婚。那時中蘇關係是很好的。我的學業即將結束時，爸爸給我寫信說：『祖國和人民等待著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說實話，接到爸爸的來信，我的思想上鬥爭了好幾天。我多麼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養我的祖國，能回到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得到的這片古老而神聖的熱土呀，我知道國家花了那麼多錢送我們出國留學是為的什麼，但我已不是獨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們夫妻感情很深，我怎麼捨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動員愛人跟我到中國來，但她因不懂漢語，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