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樓是孫詒讓晚年藏書、讀書、交遊、研學的場所,自1888年其父孫衣言為他建樓至1908年離世,他的活動多以玉海樓為軸心。這20年間,是晚清東西學衝突與融合最為劇烈的時期,各種思潮風起雲湧。其間還發生了甲午戰爭、百日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等重大事件。孫詒讓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積極投身興儒救國,在尋求富國強民道路的實踐過程中,將永嘉學派的經世之學傳承發展,以達到「振世救敝」和「富強之原,在於興學」的改良目的。孫詒讓以《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契文舉例》三部代表作為線,貫穿其治學一生,玉海樓也就成為他治學、研究和發揚永嘉學派的中心和標誌。
玉海樓總佔地面積8000平方米,南北朝向,在東西3條軸線上分別布列玉海書樓、百晉匋齋、居室、後花園。此匾懸於玉海書樓庭院前進,右無款,左款:「琴西世丈以深寧叟(宋王應麟)名其書額其藏書樓,且以公諸後生之能讀書者,其用心深厚也!
光緒己丑季春年潘祖蔭」。此款點出樓取名的出處(因孫氏父子仰慕南宋學者王應麟著作宏富,取其600卷巨製《玉海》為樓名),並盛讚孫衣言建樓之功德。手書者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號鄭庵,江蘇吳縣人。咸豐二年(1852)探花,授編修,遷侍讀,以正直敢言有官聲。同治三年(1864),授左副都御史,次年補授工部侍郎。同治七年調任戶部侍郎,光緒元年(1875)授大理寺卿,補授禮部右侍郎。先後升任工部、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潘祖蔭題此匾為光緒己丑(1889),為玉海樓建成後一年,次年他即謝世。潘祖蔭好學,通經史,喜收藏,儲金石甚豐,因與孫衣言的關係,早年即對孫詒讓有耳聞。如《籀廎居士六日生日壽詩有序》載:「居士少舉於鄉,不第,未嘗試吏,諸公貴人,希識其面,然亦往往聞之。故尚書潘祖蔭,翁同龢鹹負時望,各願致諸門而不得」。而孫詒讓在寫《古籀拾遺》、《古籀余論》對當時新發現的彝器款識進行考證時,不少就得益於潘祖蔭的宏富收藏,在寫於1903年的《古籀余論後敘》一文中,對學術知交潘祖蔭充滿了懷念之情。
此匾究竟由孫衣言還是孫詒讓請潘祖蔭題字,後世無法考證。但從匾的款識來看,由孫詒讓出面的可能性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