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海樓是孫詒讓晚年藏書、讀書、交遊、研學的場所，自1888年其父孫衣言為他建樓至1908年離世，他的活動多以玉海樓為軸心。這20年間，是晚清東西學衝突與融合最為劇烈的時期，各種思潮風起雲湧。其間還發生了甲午戰爭、百日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等重大事件。孫詒讓密切關注事態發展，積極投身興儒救國，在尋求富國強民道路的實踐過程中，將永嘉學派的經世之學傳承發展，以達到「振世救敝」和「富強之原，在於興學」的改良目的。孫詒讓以《周禮正義》、《墨子間詁》、《契文舉例》三部代表作為線，貫穿其治學一生，玉海樓也就成為他治學、研究和發揚永嘉學派的中心和標誌。
玉海樓總佔地面積8000平方米，南北朝向，在東西3條軸線上分別布列玉海書樓、百晉匋齋、居室、後花園。此匾懸於玉海書樓庭院前進，右無款，左款：「琴西世丈以深寧叟（宋王應麟）名其書額其藏書樓，且以公諸後生之能讀書者，其用心深厚也！
光緒己丑季春年潘祖蔭」。此款點出樓取名的出處（因孫氏父子仰慕南宋學者王應麟著作宏富，取其600卷巨製《玉海》為樓名），並盛讚孫衣言建樓之功德。手書者潘祖蔭（1830—1890），字伯寅，號鄭庵，江蘇吳縣人。咸豐二年（1852）探花，授編修，遷侍讀，以正直敢言有官聲。同治三年（1864），授左副都御史，次年補授工部侍郎。同治七年調任戶部侍郎，光緒元年（1875）授大理寺卿，補授禮部右侍郎。先後升任工部、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潘祖蔭題此匾為光緒己丑（1889），為玉海樓建成後一年，次年他即謝世。潘祖蔭好學，通經史，喜收藏，儲金石甚豐，因與孫衣言的關係，早年即對孫詒讓有耳聞。如《籀廎居士六日生日壽詩有序》載：「居士少舉於鄉，不第，未嘗試吏，諸公貴人，希識其面，然亦往往聞之。故尚書潘祖蔭，翁同龢鹹負時望，各願致諸門而不得」。而孫詒讓在寫《古籀拾遺》、《古籀余論》對當時新發現的彝器款識進行考證時，不少就得益於潘祖蔭的宏富收藏，在寫於1903年的《古籀余論後敘》一文中，對學術知交潘祖蔭充滿了懷念之情。
此匾究竟由孫衣言還是孫詒讓請潘祖蔭題字，後世無法考證。但從匾的款識來看，由孫詒讓出面的可能性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