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品牌來說，如果沒有足夠大的市場基數，就無法成為一個持久的品牌。而對於企業來說，一個無法攫取足夠多利潤的品牌是沒有意義的。」
楊勳為真維斯確定的品牌發展理念是：緊跟流行而不引導流行，物美價廉，名牌大眾化，通過擴大利基市場來消化產能和攫取利潤。
上個世紀70年代的楊勳身兼多重角色，他是廣東惠州下鄉知識青年，資本家的兒子，黑五類分子，當時高壓下的政治氣氛令他窒息。儘管只有20歲，但這並不妨礙他對苦難和人生的理解：一個野心勃勃的男人，應該對於自己的生活充滿信心，相信生命的價值，賦予它意義。他有著這個年齡段的人少有的成熟和老練，確信人生的意義在於改變現實。而當時他的人生現實卻無從改變，在絕望之中，他決定冒著牢獄之災偷渡到香港，他的決心和定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他的出走之事，父親居然一無所知。他帶著乾糧，在荒郊野外露宿，為了避免被發現，他只在夜間行走。
一周當作九天用
1972年，內地正因為「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瘋狂和癱瘓，楊勳偷渡來到香港。那時候，香港的第一條海底隧道剛剛建成，把九龍與港島連在一起，電影、電視、實驗劇場、音樂會和印刷業、新聞業蓬勃興起，香港成為一個文化避風塘。與此同時，紡織業和製衣業也成為香港最興盛的產業。作為一名內地逃難者，楊勳做起了熨衣工，與15名製衣工蝸居在一間40平方米的籠屋裡。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即使在香港，生存環境竟然會如此惡劣。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分別於上午、下午、晚上輾轉於三家製衣廠，過著近乎與世隔絕的生活。作為一名來自內地的年輕冒險者，楊勳試圖在香港實現那些自己在內地想獲得卻未獲得的一切。
在經歷最初兩年玩命式的流動工作之後，楊勳由於掌握了精湛的製衣技術而備受製衣廠老闆青睞，也因此有了一筆來之不易的積蓄。他並沒有像大多數來香港淘金的人一樣，把這筆錢用來買房、娶妻、生子。1974年，他決定開辦自己的製衣廠，別出心裁地為自己的製衣廠取名為「旭日」，意思是「將一周當作九天來用」。
然而，他很快就身不由己地陷入困境之中，時值美歐經濟滑入低谷，市場蕭條，以往外貿公司轉包給製衣廠代工的生意空前低落，100餘的工廠面臨無米之炊的窘境。許多製衣廠因為沒有訂單，紛紛轉賣或者破產。轉眼之間，楊勳從一個工廠主成為一隻腳踏入地獄的准破產者。
突然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訴絕望中的楊勳，他有一個兩百打的格子牛仔褲訂單無人肯接，楊勳是否有興趣。「我不假思索地就答應下來了，因為我清楚，無論如何我都必須做這筆單子，因為不做廠子一定破產，而做，可能還有一線生機。」楊勳將樣品拿回工廠核算成本時發現，除了工時成本以外，格子牛仔褲的製造成本與普通牛仔褲一樣，如果能解決快速在牛仔褲上打格子這樣的問題，那麼他將獲得高出一般訂單一倍以上的利潤。當時，由於受到機器設備和人員方面的限制，這是一項冒險性極大的生意，因為要在牛仔褲上打滿四英吋見方的格子，工序極為繁瑣，如果控制不好，殘次品率將非常高，同時製衣廠還要承擔交貨不及時所帶來的違約賠償責任。對於當時的香港製衣業來說，格子牛仔褲屬於雞肋訂單，不少製衣廠寧肯無活可做，也不願意接這種費力不討好的訂單。
如果不孤注一擲，那麼楊勳只有死路一條。快速在牛仔褲上打格子的難題最終被楊勳攻克，以熨燙服裝起家的他用格子模具將面料固定住的方法解決了這個棘手的問題。楊勳當時並沒有意識到這項工藝上的改進將會改變自己的一生。由於擁有這項獨一無二的加工工藝，楊勳很快收到了大量的格子牛仔褲訂單。這個憨厚的內地人並沒有乘機哄抬加工價格，相反，他主動將550港幣一打的加工費降低到299港幣一打。這個策略非常有效，極低的毛利嚇走了競爭者，排他性競爭和低價優勢吸引了更多的訂單紛至沓來，一年之內他的工廠便膨脹了10倍。在隨後的幾年裡，人們稱他為格子牛仔褲大王。
1975年，香港首次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成衣出口地區。然而楊勳很快發現，此時的香港製衣業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在產能急劇膨脹之後，製衣廠不僅受制於海外訂單，而且受制於出口配額的限制，兩者只要有一個出現波動，那麼製衣業就會虧損。與此同時，香港製衣業不得不開始向高檔化和時裝化方向發展，不少製衣廠開始在歐美設廠，由於成本激增，一些製衣廠賠得一塌糊塗。
楊勳沒有盲目跟風，他認為自己的實力不足以支持自己進軍發達國家市場。他把目光投向經濟不發達地區，當時的菲律賓和印尼不僅出口配額用不完，而且由於急需外匯，政府還對紡織品出口給予優惠補貼，於是在香港製衣業，楊勳率先進入這些國家投資建廠，以降低生產成本。為了避免投資風險，楊勳決定和當地製衣廠合作，由「旭日」管理合資工廠，提供原料和輔料，由當地製衣廠負責人力和廠房，產品返銷。「當地人可以幫助我們處理不必要的麻煩，也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管理工廠，以做生意來說，有時候取勢、明道、優術，三思而行不無好處。」楊勳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