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品起名字：都勻宣紙--書畫紙的品牌印記

　　中國書畫紙行業的品牌意識素來淡薄，此恐與書畫紙的產品形態有關係，對於一張一張的紙，心想做上商標或字號卻似無從入手。古人參想出的辦法是將字號、品名、規格等內容鏤成長條木章，鈐於每刀紙（100張）的切邊口上，然印得若隱若現，不注意還真的看不出來。如果只買十張八張，每張紙惟邊緣依稀印痕，雪爪鴻泥僅供想像而已。現代的紙廠乾脆把字號、商標、品名、規格等許多有用的信息印刷在包裝用的瓦楞箱子上面，工整美觀，一目瞭然，可是論箱買紙的畢竟極少，諸多品牌信息對於大多數消費者還是無甚效果。因此在中國，用書畫紙的大多不瞭解書畫紙，更不清楚上千家書畫紙廠之中哪幾個品牌代表其可以信賴的品質。歷來約定俗成的辦法是按地域大略分類，如把宣紙分為安徽宣紙、富陽宣紙、都安宣紙、鎮巴宣紙等；把皮紙分為夾江皮紙、河北皮紙、都勻皮紙等，再細便愛莫能助了。但僅就安徽涇縣一地，有三五百家宣紙廠，都聲稱出品正宗安徽宣紙，品質良莠不齊，若以為凡「安徽宣」必系佳楮者，恐多半要吃「槍藥」。紙為書畫之友，佳楮妙素歷來難求。為能獲取得心應手之紙，老畫家尚可憑舌舔、手感辨優劣，一般人只能望紙興歎，束手無措了。西洋畫紙開始也有類似現象，但由於西畫紙定量高、紙質厚，加上西方人的品牌觀念超前，後便採用水印或者鋼印法在每一張上製作品牌印記，既保護了自家的知識產權，又方便了消費者挑選。如英國的「惠特曼」水彩紙，任意一張都有清晰可辨的水印英文字母；法國的「安格爾」或「康頌」素描紙，在其右下角輕易能找到鋼印商標。只要認得品牌，購買西畫紙盡可「按圖索驥」，自然，此類品牌也就為全世界的美術人士所認同。

                                 

　　中國歷史上出過許多名紙，可惜絕大多數沒有在紙上留下可識別的印記，使得後人甄別時只能如同猜謎，絕少的例外是北宋的「金粟山藏經紙」，後人徑可認得蓋緣於紙背後一枚「金粟山藏經紙」小紅印。該印記不僅使藏經紙昭然於史，乃至六七百年後的乾隆皇帝也因這枚印記領略到了名紙的絕妙墨韻而大加讚賞。地方官吏為博上悅，竟開坊仿造。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大多數金粟山藏經紙，其實為乾隆時的仿品。憑借一枚印記使得中輟了幾個朝代的名紙重續香火，令人不得不讚歎品牌的魅力。按現代的話來講，乾隆算得上是一位具有品牌意識的帝王。驚動他躬問的不只是金粟山藏經紙，《清稗類鈔》第九卷記載乾隆還曾為勘查南宋「勤有紙」下落下了一道手諭：「近閱米芾墨跡，其紙幅有『勤有紙』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版《千家注杜詩》向稱為宋槧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為元仁宗年號，則其版似元非宋。繼閱宋版古《列女傳》書末有『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可見閩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並諭軍機大臣「查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有無印記處」云云。為了弄清楚歷史上一張名紙，竟如此大動干戈，即便在今天也不易做到，史稱乾隆」留心翰墨「誠非飾詞。後查明復旨說「余氏猶於他處購造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版俱佳。」這則史料傳達給我們更積極的信息是宋時福建余靖安氏自家並無紙廠，卻能制訂指標在他處加工產品，然後打上自己的品牌印記且名聲昭著，估計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貼牌加工」的成功案例，只可惜八閩官吏沒能像金粟山藏經紙那樣適時秉承聖意恢復「勤有紙」昔日的輝煌。

                                 

　　如此賞心悅目的故事對於中國書畫紙實在太少了，直至清代才稍有突破。清內府率先在御制箋紙上沿邊恭恭敬敬鈐上正楷體的年號、品名等一長條字，用上好硃砂印泥，金紅璨燦，誇耀皇家金貴。而廠肆之中著名的莫過於「虛白紙」，這是一種極薄又極熟的「蟬翼紙」，灑上細密的小金片，紙角鈐有「虛白齋紙」印章。乾隆朝大書家梁同書喜用此紙作書，由是聲名大噪，用者蜂起，紛紛循印索紙，虛白齋因以致富，頗發人深省。也許為虛白紙所鼓動，在紙上鈐印的漸多見，如「汪六吉」、「曹金樓」等均享譽一時，各有特色，也曾一度到了爭奇鬥勝的程度，可惜沒能沿襲下來。新中國後的書畫紙幾乎看不到有哪一家在紙上做進品牌或鈐上印記的。我揣摩其原因一是怕費工費時增加成本，二是在論面積計算畫價的今天，商家怕鈐印損害有效使用（即便鈐在紙背也有影響），究其根本還是對品質缺乏信心，不敢獨立特行罷了。現代中國畫正面臨變法，書畫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有個性化的產品。我照古法以純桑皮為料抄造一種畫紙，取名「溫州皮紙」；又以麻及籐皮為料的取名「蠲紙」，並請篆刻家林劍丹鐫印鈐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