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們極少能有機會進入考古工地，去親臨現場觀摩發掘的全過程，因此，考古對公眾而言便充滿了神秘的色彩。考古發掘是如何進行的？多數人並不瞭解。為了說明大地灣文化的發現，在此對考古發掘過程作一簡要介紹。一般在選中遺址後，首先在地表劃定一個個探方。大地灣遺址是史前村落遺址.需作大面積揭露，故—所開探方均為10米長寬，而一般的考古發掘大多開挖5米長寬的探方，然後逐層下挖，根據土質、土色的不同，劃分不同的文化層。在發掘過程中，如遇古代文物或墓葬、房址，要小心翼翼地用工具(如鏟、毛刷、鐵簽等)清理出來，再進行繪圖、拍照，做好文字記錄。每個探方要挖到生土層.即人類從未翻動過的土壤，才算最後結束。
1979年，大地灣考古進入第二年。一些探方已經清理到下層，即靠近生土層的最下一層。這一文化層出土的器物非常獨特，與上面地
大地灣直徑51厘米的彩陶圜底魚紋盆，是目前國內發現直徑最大的魚紋盆。層的仰韶文化面貌截然不同。陶片質地鬆脆、色澤不勻，幾乎見不到大塊的陶片，墓葬中的隨葬器物多已破碎，發掘人員形象地稱這些陶片為「酥皮點心」，這一現象可說明當時制陶技術較為原始。發現的器形很特殊，底部多有小小的三足支撐，或圜底、或圈足，基本不見平底器。更為奇怪的是，在缽形器口沿內外均發現暗紅色的彩條帶。以上特徵無疑表明，它們不是通常認識的仰韶文化。從地層上看，這是早於仰韶文化的遺存。難道這是更早的彩陶？隨著發掘規模的擴大，在二級台地的大多數探方下層均發現這類遺存。我們迅即採集了木炭標本，送至北京進行C14年代測定。經北京大學考古實驗室測定，送檢的5個標本年代約為距今7300年—7800年，比仰韶文化早了近千年。1981年，我們公佈了上述發掘和研究成果，立即轟動了考古學界。大地灣文化的發現不僅確立了黃河上游地區新石器早期文化，而且為探索彩陶與農業的起源提供了一批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大地灣彩陶與世界上最早出現彩陶的兩河流域，及中亞地區在時間上幾乎是同步的，爭論多年的中國彩陶起源問題終於有了肯定的答案，所得證據有力地表明了中國彩陶起源於我國西北地區的渭河流域！
對於新石器早期和彩陶淵源的探索，考古學界經歷了數十年不懈的努力。早在上世紀30年代.老一輩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在寶雞鬥雞台溝東區的發掘中，曾發現一件不明時代的三足罐，當時稱為「瓦鼎」，現在看來這是典型的大地灣文化偏晚階段的陶器。1959年，黃河水庫考古隊陝西分隊華縣隊與北京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在華縣老官台、元君廟發掘了5個灰坑，出土了類似大地灣文化的陶、石、骨器，其中就有紅彩陶缽，這是早期彩陶的第一次問世。由於資料較為零散，無法展開全面研究，難以對此類遺存的時代、性質作出明確的判斷。
精美的犬紋彩陶壺。儘管如此，考古學家夏鼐先生仍敏銳地指出這「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個較可靠的新線索」。1961年在涇河流域的陝西彬縣下孟村、1977年在寶雞北首嶺，又相繼發現類似遺存，關於前仰韶文化的討論有了進一步的深入。隨後不久，大地灣遺址的發掘全面地掀開了早期彩陶文化的神秘面紗，為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科學探討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較為完滿的答案。
考古學研究中，經常使用「文化」一詞，如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周文化、秦文化，等等。考古學的「文化」不同於廣泛意義上的文化，是指大體同時、集中在一定地域並有相同特徵的遺跡、遺物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是由許多民族、部落組成的社會集團，它們有自己的不同於其他文化特徵的文化傳統。在一定程度上，它們類似於歷史時期的各代王朝。考古學文化通常以首次發現的地名來命名，但在實際研究中經常會產生許多爭論與分歧，使得社會公眾陷入困惑之中，不知所從。大地灣文化的命名也存在類似問題。發掘者最初是以「大地灣一期文化」來命名的，有的學者則以最早的發現地冠名為「老官台文化」；繼而有的學者稱老官台遺址面積太小，出土物少且不單純，不能作為該類遺存的代表，而應以大地灣遺址為其代表；又有學者以大地灣遺址含有多種文化，因而主張以內涵單純的陝西臨潼白家村遺址命名為「白家村文化」，在爭淪不休的情況下，有學者提出暫稱之為「前仰韶文化」。眾說紛紜，意見有七八種之多，命名討論至今已持續了20餘年。隨著更多早期彩陶文化遺址的發現，學者共識逐漸增多。大家都認識到，單純地以自己或本省發現的遺址來命名，既違反考古學命名的原則，又勢必造成研究上的混亂。如果將這類遺存定性為渭河流域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年代約為距今7000年—8000年，那麼它就包括一脈相承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大地灣一期為代表，屬於偏早階段，約為距今7300年之前；第二階段以天水師趙村一期為代表，屬於偏晚階段，年代約為距今7300年—7000年之間，兩個階段共同的特性是均早於仰韶文化，彩陶以紅綵帶紋為顯著標誌，生存地域主要在陝、甘兩省的渭河流域，波及到涇河、西漢水流域，其至在陝南也有類似遺存發現。在